肖黎：美国政要和战略家关于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相关论述
编者按：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8·19”讲话。三年过去了，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讲话不仅对开创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而且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党我国的指导地位，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帮助大家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精神的理解，本刊特刊发肖黎辑录的《美国政要和战略家关于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相关论述》，以飨读者。
美国政要和战略家关于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相关论述
作者：肖黎（笔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2016年12月1日
1.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在1898年解释他决定占领菲律宾的决策时说：“教育菲律宾人，使得他们变得高尚、文明，并且信仰基督教。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了。承蒙上帝保佑，尽我们所能为他们做得最好,像为我们的同胞一样，基督也为他们而死。”[1]
2.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乔治·阿伦说：“我不特别关心炮火和宣传对人类有利或有害。我只是强调，我在此处谈的是大范围的宣传。我们美国人必须懂得并善于防御性或进攻性地使用宣传，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像500年前拒绝认真使用炮火的古骑士。”[2]
3.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艾伦·福斯特·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3]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还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如果我只能选择一条对外政策原则，而不能选择其他的话，我会宣布这条原则就是自由信息潮。”[4]
4.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1947年10月29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信中提到“中国的最大希望似乎寄托在它的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建议美国用军事和金钱援助“赢得年轻人的忠顺并且清除他们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依靠武力支援一个衰弱的政权以进行一种反苏政策等等的疑心”。[5]
5.曾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说：“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要暴政还是要自由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共产主义是否认上帝的存在的”。[6]
6.1982年7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宣布，他将建议使美国的国际广播系统现代化，以便“使美国的广播能被共产党国家里更多的人们收听到”。他还引用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的话说：“从长远来说，事实也许会证明，广播是你选择的最省钱、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他说：“许多国家已经成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因此，对共产党国家定向广播的电台的设备应当现代化。”[7]
7.1994年3月，曾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指出：“信息革命击碎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帮助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它使各种形式的专政变成了过时的废物，因为专制者要保持政权就要对信息进行全面控制，而现在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专制者能够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向其国家播放节目时长期安然无恙地存在下去。”[8]
8.2001年6月，美国著名战略家基辛格的新著《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版。基辛格在书的结尾写道：“当传统格局正处于变化的过渡时期，而经验和知识的全部基础也正在发生剧变的时候，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尽管看起来不愿意被接受，但是事实上却急切需要有一种开明的领导力量。”[9]
9.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指出：“要使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消耗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10] 布热津斯基还说过，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替他们思考，并作出判断。
10.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曾说：“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所以与极权体制下的强制宣传系统相比，这种方式有效地多”，“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11]
11.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都无法征服的目的。”[12]
12.曾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1989年就宣称：“芯片将会摧毁极权主义。”[13] 1992年，克林顿就任总统后说：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是把果冻钉在墙上——白费工夫”[14] 。1999年，时任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说：“一旦互联网占据了中国，想象自由将会如何飞翔。”[15]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16]
13.2015年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军事实力无可匹敌。然而，美国例外论并非完全植根于我们的经济实力。首先，它是我们的创始价值观的产物，包括法治和普世权力以及美国人民的坚韧、才智和多样性。”[17]
14.2016年5月25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海军战争学院发表演说时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这将是坚决、温和但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很可能会持续好些年”，“我们的‘亚太再平衡’不会浅尝辄止，而会长期进行”。卡特还说，中美在南海的行动与反应不过是时代大格局中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的“内部逻辑”与社会终将改变，那时一切将会画上句号。卡特还曾说，美国军机与军舰在南海巡航只是更宏大计划的冰山一角，“亚太再平衡”远不只是执行自由航行权，而且是外交、经济与军事齐头并进。[18]
15.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多次来华讲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在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撰文说：“有各种理由相信，随着务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普及，世界状况将继续改善。西方的大学一直是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不仅是因为世界各地在学习它们的教学大纲，而且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整个生态系统正在被复制，正是这些西式大学的毕业生，反过来又更加广泛地将现代方法引入教育、公共卫生、经济管理和公共政策中。全球公共管理咨询公司也助推了进步，把最好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理念从西方传播到‘其他地方’。”[19]
注释：